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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家,打个比方说其实是“管理学”
,而非“政治哲学”
,没有好恶,只论效率,“法、术、势”
三个字冰冷而抽象,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,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,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,是专制君主的教师9,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。
墨家,是平民的政治哲学,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。
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,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、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、徭役、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,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。
一旦帝国格局形成,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,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。
道家,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,认为政治的目的、价值等都没啥意义。
因此,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,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,不相信人情,不追求正义,道家是无所谓人情,无所谓正义,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;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,或逃入山林,或归于宗教,拒绝世俗生活。
但无论哪一种,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。
唯有儒家,最为痛苦。
若论本心,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,儒家爱宗法人情,爱礼乐“大一统”
,爱封建自治,爱怀柔远人,爱垂拱而治,人是目的;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,爱武力一统,爱中央集权,爱征服荣耀,爱以吏为师,人是工具。
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,但不论是他想通了,还是被皇帝吓怕了,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,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,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。
这次回到鲁地,叔孙通准备征发能帮他设计礼仪的三十多名儒生,绝大多数应征了,但有两位坚决不肯走,理由有两个:
公所事者且十主,皆面谀以得亲贵。
今天下初定,死者未葬,伤者未起,又欲起礼乐。
礼乐所由起,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。
吾不忍为公所为。
公所为不合古,吾不行。
10
第一,叔孙通人品太差,靠阿谀奉承爬到高位。
这是不认同叔孙通有资格成为儒学转型的领导者。
第二,天下刚刚安定,还不到制礼作乐的时候,礼乐不是靠人为设计的,而是当社会达到某个道德水平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。
叔孙通现在就想制礼作乐,是非常恶劣虚伪的行为。
这个理由,实际上代表了反对转型以适应专制君主的儒家的看法。
比起“异教”
,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“异端”
。
儒家也相似,这两名儒生对叔孙通破口大骂:“公往矣,无污我!”
就是说“你滚吧,别脏了我!”
叔孙通没有回骂,反而笑了,“若真鄙儒也,不知时变。”
11就是说“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儒生,根本不懂得变通。”
有了征召的儒生,再加上跟随的弟子,叔孙通的人手够了。
礼仪设计出来,反复操练,多次修改,到汉七年(约公元前200年),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,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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