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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6（第2页）

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，其宗旨在于知圣人之道，行圣人之志。

李贽虽然渴望自由，然而他不能然物外，对这样堂皇的旗号无动于衷。

因此，以学术的流派而论，他始终被认为属于泰州学派。

在第三位姓王的影响之下，李贽重视物质，也重视功利。

他仍然不断地提到“心”

，但是这已经不是就地打滚、无美于中无丑于外的心，而是考虑到日常需要的心。

因为自己有所需要，就推知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，这就是孟子所谓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”

。

在这些场合中，他的思想已经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挂碍，而是以日用常识作为基础。

这种态度在他评论历史时尤为明显。

李贽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于传统的看法，比如他确认王莽为“篡弑盗贼”

，指斥张角为“妖贼”

。

在他看来，历史的治乱，既循环不断，又与“文”

“质”

相关联。

一代人君如果专注于“文”

而使之臻于极致，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；反之，息乱创业之君，则专注于“质”

，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粝。

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，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，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。

李贽自然无法理解，用中央集权的方式，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，就要求整齐划一、按部就班，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。

在他所处的时代，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展技术的可能，也没出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。

社会物质文明（即李贽所谓“文”

）往前展，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，势必生动乱。

受到时代的限制，李贽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，乃是命运的安排，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，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。

这样来看，李贽的唯心论并不彻底，因为他承认了客观的真实性，治乱兴亡并不决定于人的主观，当然更不承认，所谓人心不在，治乱就不成其为治乱这样的理论了。

君主一生事业的成败既为历史循环的后果，李贽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，也只是着重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和气魄。

对于“天下之重”

的责任，李贽则认为应该由宰辅大臣来承担。

他所期望于大臣的，是他们的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。

一个奇才卓识的人，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，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，因而瞻前顾后，拘束了自己的行动。

他可以忍辱负重，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

这种会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，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，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，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。

李贽在这些方面的看法，和欧洲哲学家马基雅弗利（machiave11i）极其相似。